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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、更好的汝瓷在民间
      母 智 德
     谈汝瓷,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。原因何在?长期以来,在国内古陶瓷研究领域,就汝瓷的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、严重对立的认知与见解。主要集中在汝窑的性质、存世量、鉴定要素等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。以“宫”里面、“馆”里面的部分“专家”、“权威”为代表,坚持认为汝瓷的存世量全世界只有七十多件,而且基本由博物馆所收藏,其中: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、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、上海博物馆8件、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、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、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、美国克里夫芝和圣路易等知名博物馆及私人典藏10多件;并且坚称,民间不可能有汝窑瓷器。在汝窑瓷器的鉴定上,他们以馆藏的、特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多件汝瓷作为“标准器”,并以此排斥、否定其他所有汝窑瓷器(其实,把某个窑口或窑系某个时间段烧制的某几件器物作为“标准器”,去套鉴其他所有产品,这本身就是十分无知、荒唐的,是形而上学的典型表现。若有必要,另文再议)。这些“专家”、“权威”们却忘记了,故宫博物院那十多件汝瓷,绝非由宋而元、明、清及至民国传承有绪的器物,其中大多数都是建国初期从民间征集而来的。他们抱着这本有六十年历史的“老黄历”不放,并把这本“老黄历”神秘化、绝对权威化、经典化,以此守住他们赖以生存、养家糊口且给他们带来无比辉煌却早已过时的“学术成果”。站在这批“专家”、“权威”对立面的,是人数众多的古瓷器收藏爱好者,甚至还包括不少专业的考古科学工作者。这一部分人,以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、“与时俱进”、“科学发展”的理念,作为汝瓷研究的指导思想,充分重视建国以后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对汝窑遗址几次大规模发掘所获得的实物资料与新的科研成果,十分珍视并竭忠尽智收集、保护、研究大规模基本建设中出土的汝窑瓷器,极大地丰富了汝瓷的实物数量,并已经或正在揭示汝窑在其大约408年的历史发展中,各个阶段产品的共性与特征,为汝窑和汝瓷的研究做出了远远超过专业机构、专业人士所无法企及的突出贡献。但是,由于体制问题,这些满怀爱国热情、文化底蕴深厚、勇于实践、善于探索、有真知灼见的业余汝瓷研究者,却被“专业人士”视为另类,踩在脚下,失去了最起码的话语权。这天大的怪事在当今中国的各行各业,特别是科学研究领域里是绝无仅有的。主管部门的官员视而不见、媒体的监督缺失,长此下去,后果难以设想。
   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十分尊重汝窑的考古发掘和科研成果。根据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掘的层位关系及出土文物,参照宝丰大营镇蛮子村发现的窖藏汝瓷珍品,以及汝州市汝瓷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品的工艺特征,考古研究工作者把汝窑的烧造年限大体分为五个不同时期:
    第一期,北宋早期,从宋太祖建隆元年(公元960年)至宋真宗乾兴元年(公元1022年),前后历时62年,这个时期是汝瓷的创烧阶段。
    第二期,即北宋中期,从宋仁宗天圣元年(公元1023年)至宋神宗元丰八年(公元1125年),其间62年,是汝瓷的发展期。
     第三期,即北宋晚期,从宋哲宗元佑元年(公元1086年)至宋徽宗宣和七年(公元1125年),历时39年,为汝瓷生产的鼎盛时期。
     第四期,即金代。北宋晚期,宋金对峙,中原地区的汝窑大都停烧,造成人亡艺绝。至南宋绍兴十二年(公元1142年),即金熙宗皇统二年二月,宋进誓表于金,称臣割地,三月金使册封康王赵构为宋帝,从此战乱平息。至金哀帝天兴元年(公元1232年),前后历时90年。在此期间开始按照传统瓷艺,对汝瓷进行恢复生产。但由于技术南流,汝瓷生产每况愈下,仅能烧出一般釉色欠佳、装饰简单的汝青釉制品。
     第五期,元代。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(公元1279年)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(公元1368年)的89年间为汝窑的衰落期。在此期间,金元相继大战于中原,1279年战乱结束。元代继续恢复汝窑生产,但是由于战争创伤,技术失传,加之受北方蒙古族生活习俗的影响,汝瓷产品胎质粗笨,工艺欠佳,生产品种几乎仅为简单的日用青釉瓷器,全部上半釉。
     毫无,与上述分期相适应,汝窑在其创烧、发展、兴盛、恢复到衰落的各个阶段中,其产品无论生产规模、烧造品种和工艺特征都有着明显的演变过程,绝不可能从始至终一成不变、一模一样。用馆藏的那十几件汝窑瓷器所具有的特征作为铁定的标准,去鉴定各个时期的汝窑瓷器,显然是不切实际的、反科学的、荒唐可笑的。更何况瓷器的烧制本身就具有“窑窑不同、同窑有异”的特殊规律。  
          考古发掘的研究,已经向世人明白地昭示:北宋初年汝州地区便已成功地烧制出风格独特的汝青瓷。到了北宋中期,汝瓷则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原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,各地窑口林立,竞相争辉。而各窑口又为了参与激烈的商品竞争,各立牌号,各显神通,锐意创新,往往在器底刻上窑工的姓氏作为名款,以树立品牌,扩大影响。当此之时,汝瓷产品除了造型丰富、釉色莹润的特点外,还十分重视器物表面的装饰,由碗、盘的内壁印以简单凸线纹,到内壁印以缠枝花卉和碗心印团菊纹等图案。汝瓷印花工艺的出现,不仅代替了繁琐笨拙的刻花工序,采用模印工艺,还使制作工艺规范化,生产效率大大提高。至此,宋中晚期,印花工艺大量出现,装饰内容不断丰富,图案纹饰清晰生动,已经具有了较高的艺术水准。不仅在民间赢得了广泛声誉,同时也受到了北宋皇室的赏识与偏爱;当汝窑为宫廷烧制贡御之器时,更是工艺精湛,做工考究。其主要特征表现为:器物大多裹足、满釉支烧,底留支钉痕;造型古朴大方,胎体坯坚质细,呈香灰色;釉色如碧峰翠色,晶莹明丽,釉质浑厚,清澈温润,故有“汁水莹泽,含水欲滴,釉如膏脂之溶而不流,明亮而不刺目”,“似玉非玉而胜于玉”的赞誉。
     考古研究还表明,北宋汝窑的釉色是相当丰富的,大体可分为八大釉色。釉色不同,汝瓷釉下气泡分布的状况也不同。这是因为,汝瓷的釉色不同,与瓷器在窑中所放位置有关。严格地讲,瓷器在烧制过程中釉色与温度有密切的关系;烧成后釉色与降温的速度快慢还有密切关系;这在其他窑口是极为罕见的。粉青、虾青、月白、偏天青釉色的汝瓷,是汝窑的早期产品,其釉下气泡用廖若晨星来形容较为确切;而纯正的天青釉和天蓝釉汝瓷,其釉下气泡较大,也相对密集(汝瓷的天蓝釉还有深蓝、灰蓝、淡蓝、及天蓝的区别);豆青釉汝瓷,釉面玻璃质感较强,这是由于温度过高所致,其釉下气泡也相对密集。再者,并非所有汝瓷都有开片,古籍中就有无纹汝瓷的记载,考古发掘和传世汝瓷实物中也发现有无纹汝瓷。无纹汝瓷都具有特殊的釉色,目前仅见梅子青和葱绿釉两种。梅子青无纹汝瓷,其釉下气泡如聚沫而不见攒珠,这与北宋官窑的釉下气泡个别地方有相似之处;而葱绿釉无纹汝瓷,釉下几乎没有气泡。
    不仅如此,考古工作者在对汝州严和店、张公巷汝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后,进一步证实,汝窑瓷器不仅釉色丰富,随着釉色的不同,釉下气泡的状态与分布情况也不同;其造型多种多样,既有陈设器也有日用器,既有小巧玲珑者,也有超过30厘米的大件器;装饰工艺绝非只有光素无纹饰者,刻花、印花常见 ,雕塑、贴塑亦有;烧制方法上,除满釉裹足支烧外,还有削足垫烧,支钉有如芝麻状的,也有圆形如菜籽状的;胎色有香灰也有灰白。总之,它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汝窑瓷器的认识,为汝窑瓷器的鉴定提供了更加丰富、更加可信的参考标准与依据。
   
本帖最后由 mu-zd2008 于 2009-6-12 12:38 编辑

南宋人周辉在《清波杂志》中说道:“汝窑宫中禁烧,内有玛瑙为油(釉),唯供御拣退,方许出卖,近尤难得”。从周辉的记载中,我个人确认,汝窑从来没有获得过“官窑”的正式地位。它只是承担过烧制“贡御之器”的任务,属于“官搭民烧”性质的窑口。“贡御窑”与“官窑”是有本质区别的。作为“官窑”,根本不存在“唯供御拣退,方许出卖”的情况。什麽是官窑?,“严格按照宫廷设计样式进行生产,在工艺上精益求精,不惜工本,产品属于非商品性质并严禁民用。”也就是说,“官窑”的根本之处就在于,窑口为朝廷自设,专门烧制御用瓷器,除此之外不承担任何商品瓷器的生产。关于“官窑”的定义,是业界人士一致认可的,“宫”里面、“馆”里面那些“专家”、“权威”从来也是遵从的。为什麽在对汝窑性质的认识与定性时却一反常态、出尔反尔、恣意违反呢?至于深层次的原因没有必要去探究,仅从以下两个方面就足以证明这帮人是利令智昏,不顾国家、民族、人民利益的瞎折腾、瞎胡闹,既劳民伤财,又把汝窑的研究引入歧途。第一,至今没有发现在古代典籍、文献中有过宋徽宗下诏建官窑、烧汝瓷的记载。第二,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清凉寺、严和店、张公巷等多处汝窑遗址的多次大规模发掘,根本没有发现有所谓“汝官窑”文化遗存的单独存在。恰恰相反,在所有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中,既有汝瓷的文化遗存,又有其他瓷釉的实物标本。所以,考古发掘也不能确认“汝官窑”的存在。如果“专家”、“权威”们一定要把仅仅承担过烧制“贡御之器”的汝窑,定性为“汝官窑”,那麽在唐代烧制过贡御之器的河南巩县窑、陕西耀州窑,也就应该叫做“巩县官窑”、“耀州官窑”。以此类推,北宋的定窑、钧窑,南宋的哥窑,也应该改变性质,把它们视为“定官窑”、“钧官窑”和“哥官窑”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同样是这批“专家”、“权威”,他们对既有文献记载,又有传世实物的北宋官窑,却有着一种无名火,千方百计、不遗余力要把它从人们的心目中抹去,从中国的历史上消灭。通过各种手段,利用一切场合鼓吹“北宋官窑根本不存在”。当他们在考古发掘中找不到“汝官窑”存在的证据时,仍然是见了棺材不落泪、撞了南墙不回头。黔驴虽技穷,无赖尚可耍。于是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,索性宣布,“张公巷汝窑,就是北宋官窑”。科学、严肃的学术问题,在他们手里,简直就成了一块“面团”,想怎麽捏就怎麽捏,想捏成什麽形状就捏成什麽形状。政府能把他们其奈何哉,人民能把他们其奈何哉,法律又能把他们其奈何哉!    据考古科研工作者讲,有文献记载,当时承担烧制“贡御之器”的汝窑窑口,其所生产的用以备选的汝瓷中,只有百分之二、三的能够被选中,作为“贡御之器”贡奉北宋朝廷;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未被选中、仍然堪称精品、珍品的汝瓷器物,则作为商品,进入流通领域,被广大民间人士购买使用或收藏。在汝窑烧制成熟和鼎盛的一百余年时间里,汝州地区窑口林立,著名的窑口就有一百余家,出现了史籍中所记载的“汝河两岸百里景观,处处炉火连天”的繁荣景象,可想而知,其产品生产的数量,是极其巨大的;被“供御拣退”后流入民间的也不在少数。
    汝瓷的传世品数量虽少,但是改革开放以来,由于大规模的基本建设,空前猖獗的盗挖、盗掘,使大量的墓葬、窖藏以及散埋汝瓷得以重见天日,且以各种方式流入民间。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。其间,许多珍贵的瓷器完全可以由国家博物馆收藏,但由于“专家”、‘权威'们的欺骗与蛊惑,加之主管官员的官僚与轻信,错失良机,造成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。所以,我可以负责任地说,更多、更好的汝瓷在民间。中国民间才是真正的、无与伦比的“聚宝盆”。
     举世公认的世界第一大收藏家、台湾中统古董文物馆馆长蔡文雄先生,为了揭穿国内某些“专家”、“权威”所谓“全世界的汝瓷只有七十二件,且全部藏在博物馆”的谎言,曾一次性在网上公布了他所收藏的七十四件汝瓷的照片,令国内的古瓷器收藏爱好者大开眼界、深受鼓舞。
     我的汝瓷藏品不多,选一些展示给诸位藏友,以资相互交流、互相切磋、共同提高。